任正非，68岁，从不接受过中外媒体采访，被称为“中国最神秘的商人”，直到新西兰当地时间5月8日下午，他出现在惠灵顿博物馆酒店，首次就其退休计划、中国人权等问题回答了少数记者提问。

这是他25年来第一次走到媒体面前，为他一手创建的华为公司“站台”。

他讥讽了美国政客以“国家安全”为名排斥华为的保守与荒谬，他断言：“美国网络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是否安全，与华为没有任何关系”;

他描述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与新西兰本土公司与新西兰政府的关系没什么两样”;

他回应了外媒对中国人权的追问，谈及中国人权的进步以及存在的问题，但他认为“中国必须避免创建一个欧洲风格的‘福利社会’”以免失去竞争力;

他淡化了华为的接班人问题，认为目前公司三人轮值CEO制度运转正常，他说自己是否退休“取决于公司是否还需要我”;

他还说，退休之日他将开启一瓶香槟，开一家咖啡厅或餐厅，“有一个自己的农场”……

华为内部人士透露，事实上，任正非近期打破传统，屡屡走上前台，今年以来另外两次公开露面分别出现在布鲁塞尔和圣彼得堡，并发表了公开演讲。他近期更积极地在欧洲活动，斡旋于各国政要之间，也更乐于推动华为参于公共事务。

半个月前，任正非还透过内部邮件将此前外界所有的猜测击碎一地：他坚决否认华为将上市，声明自己的家人“决不会进入接班人序列”; “对于媒体，我几乎是全透明的”，他出人意料地这么说，理由是25年来他撰写的文章不计其数，使得大量的个人见解已在媒体上曝光。

今年以来，陪同任正非一同为公司“站台”的还有任的女儿，华为CFO孟晚舟。今年1月，孟首度代表华为出席了公司年度财务情况媒体沟通会，她对公司员工持股情况作了详细的解答，她对媒体承诺说，华为将尽快开放“黑房子”，邀请外界查看代表员工持股的“华为工会”的持股名册。

“退休后想有一个自己的农场”

本次任正非到访新西兰前，新西兰总理约翰·基曾于上月带队对中国进行贸易访问，以庆祝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五周年，新西兰当地媒体认为，这“标志着两国政府关系已达到历史最好时期”;在这之后，任正非作为一名中国商人，会见了新西兰工党领袖以及新西兰交通部长。所有这一切，目的是推进华为在新西兰4G业务开展。据悉，新西兰的4G/LTE网络和国家宽带网都选择了华为。

对全球化公司华为而言，政治和商业，已经很难厘清界限。这使得华为在过去几年遭遇越来越多的政治壁垒。一年前，新西兰的邻国澳大利亚否决了华为为其提供国家宽带网络设备的商业拓展计划，有澳大利亚媒体认为，此为报复所谓的“与中国利益相关的黑客入侵事件”。

去年，美国众议院认定华为、中兴两家公司存在“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可能;2010-2011年因同样原因，华为被阻挠竞标美国第三大运营商Sprint设备招标;同年，被迫退出美国技术公司3Leaf收购;更早前，2007年美国投资委员会否决华为联合贝恩资本收购3COM。

在5月8日在惠灵顿受访时，任正非以竞争对手的“嫉妒”来总结了此类事件背后的原因。“华为没有卖任何关键设备给美国主流运营商，也从未卖设备给美国政府部门。美国网络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是否安全，与华为没有任何关系。”他说。新西兰媒体以华为已“关闭”美国市场来归纳了任的表态。

当被问及“是否有中国安全机构接触华为员工，并要求他们为国家安全机构去暗中监视境外实体”的情况时，任正非十分明确地表示，(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整个企业全体员工一定会拒绝这种要求。他并举起他的手，微笑地说出“no”。

为了挥走外国舆论的成见，任正非首度公开讲述了自己的历史：1978年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工程师，并在军中加入了共产党，1987年创办华为。记者追问：“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回复是：“在当时来看，所有优秀的人都会入党”，“当时我个人的信念是努力工作，奉献自己，甚至可以为人民利益牺牲自己”。

对于外媒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问题，任正非表示，中国的人权状态正在“一步一步地”改善，“我认为，中国的(人权)情况与我30年前看到的完全不同。当然，世界人权事业的进程已经历经几百年，中国人权状况的改进仍有很大潜在空间。”

在谈到劳动权问题时，他话锋一转，强调说，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权问题，“从欧洲的经验来看，如果实行劳动权的过度保护，将可能使中国陷入困境”。

到了必须站出来的时候

任正非从多年隐身幕后到走到台前，这背后，是华为面临的困局和压力。

截至2012年，华为作为世界电信设备老二，年销售额353亿美元，与老大爱立信的353.8亿美元仅一步之遥。全球电信设备市场一年约1300亿美元，华为和爱立信相加已占市场超过50%，余下为中兴、阿朗、诺西三家瓜分。在市场上原有的10家主要公司在最近10年被淘汰5家之后，剩下的5家对全球市场的划分都已呈稳定均衡之势，短期内难以打破。

华为原本寄望于能在美国这块全球电信最富裕的市场取得突破，然屡屡碰壁。除政治因素外，北美的商业门槛也很高，仅阿朗一家，其48%都来自美国市场，另有思科、爱立信盘踞。商业与政治势力联手构筑的壁垒，使这一格局难以撼动。华为为此不得不在近期明确表示放弃强攻美国市场。

这意味着，华为在全球的围猎，在地理维度上，已经触及天花板。

华为不久前公布的2012年报显示，华为2011年销售增长9.1%，2012年为8%，华为此前对外宣布未来5年的复合增长率约为10%;而在2011年之前5年，华为的年复合增长率是16%，更早一些时候是20%以上。华为从一家高速增长的公司，回落为常态化发展的公司，已是不争之事实。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并非一波短期行情，而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困局的缩影。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深重之时，任正非曾私下与身边人断言，中国的4万亿计划只能解近渴，不解远忧;全球性的制造业过剩将因此加剧，他当时预言称“中国的经济将于2012年面临一次触底”。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降至7.8%，任4年前的预言应验，并落实到了华为这个缩影身上。

显而易见的是，在传统业务遭遇天花板的背景下，华为未来增长必然要从寄望于企业网、消费者终端两者新业务，然则这并非易事。这两块业务分别占公司比例分别仅为5%、20%，去年也仅增长25.8%(企业网基数低)，8.0%。

华为手机终端去年一年在品质上有了显著提升，并成功进入全球智能手机第三之位，但距离苹果、三星仍有巨大距离。业界认为，这种距离不是产品(品质)的距离，是华为品牌与世界的距离，是华为文化与世界的距离。要缩短这一距离，华为必须从过去仅仅局限于技术、市场的开放，走向品牌和企业文化的全面开放。因为与全球运营商封闭的打法相比，以新业务“企业网”及以手机为代表的“消费终端”拓展对品牌、渠道等非产品、外在能力的依赖要远远甚于前者。

而华为品牌的开放，其死穴之一即为掌门人任正非创业以来极度低调的作风。以此为出发点，为华为的未来打算，任正非到了必须“站”出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