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 合作 激励

——韩国新村运动的启示

大汉光武CEO  赵乐城

应国务院国资委中联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中心邀请，2010年11月中下旬，我随“2010中国新农村建设国际论坛”调研小组赴韩国釜山、浦项、首尔等地，参加了“韩国新村运动”考察活动。

在韩国短短6天，我们看到，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处处整整洁洁；无论街道还是店铺，个个独特个性；无论飞机还是餐厅，无不绿色节俭；无论官员还是农民，充满阳光和自信。一路参观，一路交流，一路体验，虽然没有刻意安排游山玩水，行程也十分紧张，白天考察，晚上讨论，但收获良多，启发很大。

从历史照片和韩东大学教授介绍可知，21世纪六十年代初新村运动开始之时，韩国农村的基础条件和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当时的中国。但是，半个世纪之后今天的韩国农村，不仅所到之处一片欣欣向荣，而且新村运动本身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引擎，推动着韩国整个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深入分析，韩国新村运动之所以成功，我认为，主体、合作、激励，是三大关键因素。

大家都知道，扶贫最后的成功，一定是被扶对象自己愿意站起来、自己有能力站起来、以及在外界帮助下最后自己真的站起来了。韩国新村运动第一个成功之处，是将“农民”这个新村运动的主体真正发动起来了，真正干起来了，真正富起来了。参观浦项这个现任总统李明博的故乡、也是韩国新村运动发源地的几处村庄，农民们虽然年纪也都不小，但人人勤劳，家家养牛，户户富裕。根据韩东大学环东海经济文化研究所具滋文教授介绍，韩国农民每年户均收入大约在40万人民币。如果按我们当地感受到的购买力初步测算，应当相当于在中国每户年收入10万元左右人民币。这个收入水平，已经超越小康，过上初步富裕的生活，相比新村运动开始时70%左右农民年年闹春荒，真是了不起的成绩。

与中国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农民主要一家一户生产经营不同，韩国新村运动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合作”。农民在以家庭生产为主的同时，通过都是实体的农民协会和农业技术合作机制等方式，将一家一户分散的农民组织了起来。这样，农民不再是市场汪洋大海中的孤舟，而是被放在一个“合作”的构架之中，形成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市场联合体——这样，既能够发挥农民家庭在日常生产方面的自主优势，又能够解决大型农机具使用、农业科学技术服务、树立农产品品牌和进入高端销售环节等一家一户难以处理的问题，从而，大大增加了农民、农业、农村在整个市场中的获利能力，大大增加了农民个体在市场上的抗风险能力，也大大提高了整个农业、农村发展的效率和质量。

韩国新村运动的第三个成功之处，在于各级政府主要不是当“运动员”，而是扮演“宣传员”、“服务员”、“裁判员”角色。在新村运动中，韩国各级政府既不是包办，也不是命令，而是广泛宣传发动，大打人民战争，做好农民这个新村运动真正主体的引导和服务工作，特别是建立激励措施，树立榜样，典型引路，对做得好、做得快的给予大量精神表彰和物质奖励，让做得好的、走得快的能够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能够得到全社会的尊重。朴正熙以总统之尊，亲自带领政府大员到优秀典型乡村参观鼓励，对新村运动的促进作用可想而知！

这次韩国之行，让我感受最深的，是韩国民众的精神令人尊敬、值得学习！从上飞机起一直到韩国所有餐厅，从没有发现一次性碗筷，都是清一色的不锈钢勺子、叉子、筷子，宾馆也没有一次性牙刷、梳子等洗漱用具，想想我们国家仅此两项，一天要浪费多少木材，要产生多少塑料垃圾，简直不寒而栗！参观釜山、浦项街道和农村，很少看到像国内许多地方那样奢侈材料堆积而成俗不可耐的建筑，到处整洁干净之外，许许多多最简单、最原始的建筑材料加上独到的创意，就显得极具美感和充满活力。

一边欣赏，一边反思，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韩国又有不同，不能简单照搬，简单复制。中国是个大国，东西发展很不平衡，南北条件差异非常明显。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快速变革、快速发展时期，处在“青春躁动”的过程之中，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一方面，我们应当容忍浮躁带来的各种不当，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共同承担浮躁产生的各种成本。

当前，中国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大汉光武作为中部地区的一家白酒企业，我们的经营理念是“做好事、酿好酒、育好人”，我们真诚地愿意，在酿好酒、做好粮食转化增值生产经营工作之外，为襄樊全市、为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做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