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乐城

    一． 变化之下文学的尴尬
    1． 应接不暇的变化
    如果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年，已经经历了整整30年时间。在这短短的30年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是三年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沧海桑田啊！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话，那一定是，变化，变化，还是变化！
    2． 文学的今不如昔
　　具体到文学，不可否认，当前，文学的社会地位、文学的社会关注度、以及文学对优秀青年的吸引能力，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大大降低了，这虽然与文学创作有一定关系，但主要原因并不是作家的错，而是由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历史演变中，社会越来越呈现出的“多样性”造成的。
    3． 如何看待“稀释”？
　　当然，不仅仅是文学，戏曲、电影、报纸、广播、电视等这些曾经无比强大的东西，都毫无例外地被社会的“多样性”稀释了！所以，我们也不必哀叹，不必惊慌，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一是要正视文学这种尴尬的现状，二是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寻找如何在新形势下，光大文学创作事业、提升文学社会地位的有效解决方案。
　　
    二． 变化之中文学的价值
    1． 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大胆阶段，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有”和“无”的问题，谁的胆子大，谁敢搞谁就能发财；二是背景阶段，20世纪90年代，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占有资源就是取得优势，谁有权力、人脉、势力背景，谁就能够得到优势资源，不用费多大力就能够赚大钱；三是实力阶段，时间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6年以后，中国已经完全步入过剩经济时代，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变成“好”与“不好”、“好”与“更好”的问题，这时，胆子大、有背景、甚至先走一步，都已经不再是经营成功的充分条件，包括娴熟地集成、运用文化资源在内的综合实力，成为企业经营成功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过去，只要某一个方面突出就有可能造就一个成功的企业，今后，只有能力全面的企业，才可能取得经营的成功，而这里的“全面能力”，一定包括运用文学、文艺等文化资源的能力。
    2． 文学和艺术不可或缺
　　从上所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意识形态需要文学，造成了文学作用被畸形放大，造成了文学创作虚假繁荣，造成了文学作家人为拔高，当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时，这些不可靠的东西顷刻就瓦解了。
　　现在完全不同，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文学艺术创作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极其重要的内生需求，成为企业成功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可以断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中国城市、中国企业的成长和进步，既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素材，又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从未有过的展示机遇和创作舞台！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不是泛泛地说一句“文学创作的又一个春天到了”这么简单，应当说，我们的作家朋友面临着一个新的从未有过的历史的创作机遇！
　　石花酒一直为不能进入襄樊市场而苦恼了几十年，2004年以后为什么又迅速成功了呢？
　　2003年，金犁策划介入之后，文化内涵挖掘整理、文学作品创作传播与市场、生产的战略策略同步进行，王伟举创作的《风雨石花酒》、《世纪沧桑》、《徐迟——从南浔到石花》，戴东超创作的《石花为什么这样红》，黄耀辉创作的《霸王醉赋》，金犁策划提炼的“霸王醉”、“中国第一高度”、“襄樊三宝”、“征服巅峰的体验”、“襄樊公务酒”、“高级公务酒”、“襄樊贵宾酒”、“一向二则三关四为”，等等等等，不仅只搞创作，更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卓有成效的立体传播，正是这些，赢得了襄樊父老乡亲的认同和喜爱！没有文学创作和传播，石花酒也就不可能顺利地从死里逃生、到起死回生、再到后来的生机盎然。
　　所以，企业的成功需要文学，有了作家的帮助企业家更容易成功——我的切身感受是，企业经营需要文学，经济发展需要文学！
    3． 文学和作家大有可为
　　当前，“实力阶段”的到来，又一次为作家发挥自身的社会影响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在这样滚滚的历史潮流面前，从一个企业医生的视角来看，我认为，文学和作家，大有可为！
　　事实上，不说全国，仅仅在襄樊，也不只是王伟举主席，严学章先生也是一个典型例子。
　　严学章先生大家都认识，他创作的“全家福”这幅画，2006年4月18日胡景涛访美期间，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礼品送给了旅美的华侨领袖，这就是一项了不起的事情，严学章的艺术我们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但是“全家福”中的两句对联：你属什么我属什么，无论属什么血脉属华夏；祖在哪里宗在哪里，不管在哪里根本在中国，确实水平非常之高，也正是作为“国礼”的尊贵和“对联”的深刻，大大提升了严学章本人及其作品的商业价值。
　　
    三． 作家与企业家的互动
　　从具体操作层面，无论文学的振兴也好，企业经营成功也好，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方式，是作家和企业家要能够良性互动，要善于互动，要在互动中既能够促进企业的经营，又能够促进文学的发展。
　　从企业家方面，要有意识地整合文学艺术资源为企业经营所用，巧妙的通过嫁接文学和艺术提供产品、服务的品味，提升企业社会形象。比如，麦隆食品的杨灵健总经理，当他得知严学章的“全家福”成为“国礼”之后，2006年夏，他以其独特的商业敏感签下了“全家福”商业价值开发权，进而斥巨资首先设计了“国礼全家福”月饼推向市场，可以说，杨灵健麦隆公司的国礼月饼，第一次将“家之团圆”的概念上升到“国之团圆”的高度，第一次将传统节日与时事政治联系在了一起，在北京引起了很大轰动，2007年，国礼月饼被选为“世界华人统一促进大会”指定食品，2007年9月28日，杨灵健总经理受全国政协办公厅邀请，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全国政协国庆招待会，成为襄樊企业界第一次获此殊荣。
　　从作家、艺术家方面，我认为，首先是个态度问题，是个敢不敢、愿不愿意的问题，一定要从单纯的、自我封闭的所谓“创作”中解放出来，学会和驾驭采用新的商业模式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商业化；其次，要投入火热的经济生活之中，了解企业家的辛酸苦辣和喜怒哀乐，深入思考和提炼升华，要写出真正的好作品来，“作品才是硬道理”，不下一番苦功夫，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就没有文学的生命力，就没有作家的社会影响力；第三，要善于与企业家互动，要善于发现新的方式和方法，将辛辛苦苦创作作品的商业价值充分释放出来，比如，去年，席星荃主席与石花酒业的合作模式也是一个创新，石花酒业支持席星荃主席的创作活动，席星荃主席，不仅在这些活动中为石花酒的宣传提供帮助，而且为石花酒业员工开办讲座，帮助他们提高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和写作水平。同时，我不主张，拿钱干活的那种创作方式，我认为，这种模式不仅出不了真正好的作品，而且对作家、企业家也是弊大于利的事情。
　　从作协、文联甚至党委、政府方面，从企业工作者的角度，我建议，一是多组织作家和企业家互动活动，为双方互动搭建平台，为作家和企业家合作创造机会；二是表彰和鼓励在文学艺术与企业经营方面做出成绩和贡献的作家和企业家，大力宣传他们的成功作法，通过示范，鼓励更多的作家与企业家互动；三是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逐渐使零散的互动活动经常化、常态化、制度化，最终发挥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学艺术发展的双重功能，成为襄樊的一个特色。